同心实验学校沈金花校长采访
采访/整理:叶薇 2016年夏,北京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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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

我是来自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实验学校的沈金花,与工友之家的结识是在2002年,我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读大二的时候,通过一个关注农村妇女发展的社团,从而结识了孙恒他们。从2002年一直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每年我们都有一些志愿者活动的参与。 到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面临着大实习,为期三个月,那个时候是2004年的9月份,和工友之家的同事们在一起吃,一起参与活动,一起住,正是那样的一个集体生活的契机,让我更多地去了解到了,他们去找寻自己也在想找的青年的信仰,对于当时正处于迷茫的自己来讲,特别渴望在自己最青春的两年时间里面,可以去做自己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去做自己觉得等老了回想起来,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情。
但是对于自己,从象牙塔里面一直都在读书的这个自己来讲,其实要去找到这样的方向还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人生中特别幸运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光,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让我遇到了关注社会问题的大学老师,是他们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了关注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去关注女性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些影响,我们看到了自己投身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改变的过程中的可能性,以及相信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智慧和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跟孙恒他们的相识,让我感受到跟这样的一群青年人,可以去找到信仰的这种可能。
因为对于正处于三十多岁,尤其是男性青年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五个人共同花三个人的工资,大家还面临着结婚,养孩子,这些其实正是横亘在大学青年,要去做人生现实问题的选择的过程中的时候,发现他们突破了这个问题。当聊到的时候,孙恒他们会回应,因为他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会错,所以依然就这么走下去。看似模糊的一个解答,或者没有任何结果的一个答案,反而让我觉得跟了他们有一个方向,这样走下去内心是踏实坚定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铺路。
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去做一些历练,然后再通过考研究生再去走大学教师那样的一条上升的路,但是当真正进入到这个团队的环境之后,其实自己也已经有了怀疑,因为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是要放弃掉自己已经拥有的很多机会和资源的,但是可能因为是湖南人的个性,就觉得做了一个选择,那就应该让自己在给自己选定的时间里面,倾尽自己的权力去做,所以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把自己放到了每天很紧张的一个工作状态中。
半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7月,我们开始经历办学校,我们有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和工友志愿者,大家一起来到了北京东五环外,人很少的一个村子里面,在一间废弃工厂的基础上重新去进行一个教育王国的拓荒,那个时候女生基本上就是挑砖,除草,带孩子活动;男生就是混泥,搭砖,虽然白天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到了晚上10点之后,大家就会坐在天空底下一起聊天,所以我就在想,那样的青春岁月,其实对每一个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难忘的,非常重要的青年时代,在那个时候大家也会去聊《平凡的世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大家不断地去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从2005年的7月建校,到现在已经是11年的时光了。其实11年从现在回溯到05年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仿佛在眼前,但是这11年的时间里面,从校园来讲,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学生从05年的8月份的80 多个人到2013年的700到800人,再到现在的400到500人,它经历了这种人员的一个变化,也呈现着整个城市在发展的这个变迁中,外来人口对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以及流动的一个需求的呈现。
在这所学校的11年的时光里面,自己其实也是由特别青涩刚踏出校门的一个青年,开始去学习处理不同层面的关系(家长的关系、教师团队、还有村子里的各种关系,以及政府系统的管理关系等等),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会有痛苦,但在这个痛苦过程中,我觉得最终能解放自己的其实是还是在于自己,这其实就跟蛹它要通过蜕变它才能成蝴蝶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11年下来应该是在不断地跟孩子接触,跟家长接触和老师们不断地共同相处的这种过程中,我觉得慢慢找到了自己比较沉积的力量,所以现在也特别喜欢自己的状态,总觉得会有很多的想法,可以给孩子做的事情,可以让老师去发展更好的一些动力在。我觉得生命嘛,就是得需要让自己总处在一种充满着新鲜感、好奇感的一种状态。

同心学校的创建过程

2005年的7月份,我们来到这的时候,都是废弃的工厂、杂草、破烂的房屋,我们招募了1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和工友志愿者,用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唱片发行的七万五的版税,付了这个场地五万多的资金,剩下的钱去买材料,盖房子,有一些房体还比较不错的房子,我们主要就进行了屋顶的翻修,室内的粉刷,门窗是我们在二手市场购来的,桌椅来自北师大、中华女子学院这些高校捐赠。
还记得05年的8月20号,我们迎来了学校的第一次开学,但是当时我们的老师其实都还没有到位。那个时候,至少有三个班的老师是由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等到9月份的时候才陆续正式有老师,开始接替这些班级的管理。当时老师的工资基本上都是孙恒去借,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少,当天报名我们自己招了大概80多个,开学第一周后大概100多个,开学一个月后本村还有另外一所打工学校,因为一些另外的原因把学生都转过来了,那个时候就成功实现到达了300人。
但是学费我们没有收,所以第一个学期的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个时候的校车是找基金会去借钱,后来一位老先生说支援你们一辆校车,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校车,然后就有了小学和学前。因为对于工友的家庭来讲,多子女是很常态的,所以一般哥哥姐姐读书的时候,弟弟妹妹能在幼儿园里面,大家能一起下课,甚至放学的时候哥哥姐姐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幼儿园和小学他们会在一个校区里面,就有300多人,后来每个学生交300块钱这样的一种发展状态一直不断地向前走。
07年的时候朝阳区的教委系统,开始对辖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各项的辅助和管理,首先帮助建立的是进行安全,开展了举办者的安全的培训的会议,举办了校长、管理层、教室层的高级研修班。
在07年到09年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在打工子弟学校来讲,大家的心境还都是很高的,因为一方面是有更多的儿童开始进入到北京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也有更多的在北京出生的二代的打工的孩子们,他们也出生了,所以对于学校需求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教委的态度其实是在规范性地发展。对于一直处于编外的打工子弟学校来讲,觉得自己在儿童的教育领域里面做到的贡献是被倡导,是在被认可,老师的教学发展甚至有统考,有老师的基本的教育的培训,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讲,这也是一种认可,所以在那段时间整个的状态都是向上的。
但是10年换了一届领导,也可能跟整个北京成为了国际性的大都市的建设有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各种拆迁,来管理我们的教育系统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叫扶持更好的学校,扶持一批,然后关闭一批。当时就感觉,扶持了一批,北京又没有给到学生一个很好的学费补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打工家庭将承当更高的学费成本。因为在10年的时候,已经有打工子弟学校佼佼者,已经收到了2000到3000的学费,而我们那个时候才收到600的学费。
但即便我们只收600多,也有一些家庭其实是交不出这样的教学费用,会造成可能你家里有足够的经济,或者是即便家里经济负担比较重,但是能让孩子跟在自己身边上学,也去承担这种成本的家庭。虽然也存在,但是大家的负担肯定会重了很多。尤其是13、14年两年,虽然整体的北京人数不算少,但是整体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已经有家庭,因为孩子上学的费用相对比较高,而选择让孩子回到老家,因为毕竟老家孩子的学费是全免的,所以他们得选择自己在北京挣钱,孩子只能回到老家这样的一个分离的状态。
10年周边学校,都在经历关停,同心实验学校12年也经历了整个过程,城乡的统筹,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但12年,我觉得还是因为一些处理方法的问题,中间我们进行了一些沟通和协商。 12年的8月份,我们又开学了,对于工友的需求来讲,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就近在有自己更高信任感的学校来上学,所以我们留下来了。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多元的需求,对于学校从生源的角度来讲,当然是来自家长的认可。从整个学校被保留的角度来讲,除了生源,还有来自社会的需求,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即便城市再发展,也应该有流动儿童这样的一些祖国的未来的教育的公平性,应该有他的就读机会。所以其实大家在争取的不是同心实验学校保留这样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是在争取一个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机会,所以我们留下来了,接着走到了今天。
但是从那一年之后,我们其实也在思考,回到同心实验学校为什么会成立来看,打工子弟学校在政策发展下面,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在14年,13年全国进行统一的电子学籍,14 年北京的控源政策已经很明显了,包括新闻里面都在说的这种状态下,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在北京发展的一个趋势。可能不仅仅是北京,包括几个大的城市其实都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14年的时候主动去做一些沟通,四年级以上学生家长的动员工作,孩子的学籍问题要去做好准备,这是需要提前把握和考虑的,包括孩子的初中入学的准备,家长在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就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准备了。
包括一年级的新生入学,因为他刚好是建学籍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告知他们,学籍对于孩子未来的读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去以学生发展的角度,应该叫读书机会的角度,去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当他们面临实际困难的时候,孩子的教育发展的一个机会对于家长来讲太有必要了,因为一个家庭的经济,会成为这个家庭的首选。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依旧会有孩子需要就读机会,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回到老家的一个孩子又会被父母接到北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一种常态,所以从14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其实500上下的学生已经成为一个稳定常态。
从小班 3 岁到小学六年级,成为了一个常态。班级的规模大概是30到40人,这样的规模的感觉会比较舒服,对于老师来讲负担没有那么重,在去要求的老师的教学状态的时候,要求老师也需要拿出一些精力来去参加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教师也都是可以负担的,当我们去突破40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老师就会很累。从校园空间的感觉,从秩序感,和相互的空间感的实用上来讲也还比较舒服,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突破到600多,尤其到800的时候就非常拥挤了,所以学校的班级容纳数和空间的还有很重要的关系。
现在是16年了,我们也在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对于同心学校来讲,从2005年成立的时候起,我们承载的其实就是去解决流动儿童,有地方给他们上学,在这个可以给他们上学的空间里面。因为我是学社会工作的,工友之家作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有很多社会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社会公共资源,以学校为一个平台,搭建起来给到这些孩子,所以我们从学校的角度会提供两部分的教育,一部分是基础教育,因为他是一所学校,所以这个基础教育,我们就会采用人教社的教材。 因为全国各地多数的省份还是用人教社的教材,所以为了便于孩子回到老家的一个衔接,我们都用的人教社的教材,并且在班级的管理,学生的课堂以及文化课的要求上面,去找学校该有的机理在走。
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元的教育机会的体验,我们觉得对于孩子的一个希望是他学习成绩好,其实再往后追寻的是希望孩子有学习兴趣,再往后走应该是让他对于自己的人生能有更多的想法,对于他的父母,对于他所在的社区,他所处的环境,也能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所以我们相对很开放去接带孩子出去的机会。
但同时有的时候纠结,因为一旦过多地去开放去承担,在当下这个社会,你会发现很多安全的责任,你不做事可以,但是你一旦开始做事,可能没有谁会特别来感谢做了这些事,反而如果是出了一些危险,那责任你需要担,所以有时候就会很纠结。一方面我们看到小孩,比如说放学之后,他在社区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安全的更有建设性的教育,那另外一方面学校要承载这些风险,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相对比较幸运,经常组织小孩出去做各种活动,连周末也会免费地开放给儿童来使用,给孩子开展各种丰富的活动,都没有出过一件大的事情。
但同时我们在这种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也会更成熟,会在想在我们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我们能怎么去找到更有效的教育方式、教育活动给到小孩。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师,还有学校去承载很多工作,最大的一个鼓励,还是在于孩子们他们自身的成长变化,和他们在自己的,哪怕只是小学阶段中的一小段中,对于老师的感激,这也是很能鼓励大家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有一些老师,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回老家了,但是,他们回到老家之后,自发地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一些院舍,会主动地会来跟我们寻求帮助,希望获得书籍的一些支持,来给自己老家的一些孩子们去开图书馆,我就觉得非常好,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特别地要求,或者是去希望在这里从教过的老师,重新走上工友之家的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的善念。
当他有一个感受的时候,他会记住那样的感受,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机会的时候,会更愿意去采取对环境或者是对儿童发展更好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包括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当你有更多的一些善的感受让大家去体会到的时候,种下了这个种子的时候,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大家是愿意去做一些改变的。

同心实验学校的组织结构

学校有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是12年成立的,他是由社科院,就是倡导儿童权力这一块的老师做理事长,然后在民办教育届也很有名的基金会的老师,还有在戏剧教育也是走在很前面的元洪老师,工友之家孙恒和王德志,组织里面也得出两位理事,这样构成了一个五人的理事会。 主要是来理清同心实验学校,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使命是怎么样的,在理事会的下面还有叫工友之家的组委会,因为同心实验学校也是在工友之家的系统下,所以每周都有一个例会,就是学校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需要在工友之家的会议上,去做一个分工和汇报。
在学校具体层,孙恒是名誉校长,我是主管校长,在下面是有我们的办公室的副校长,他主要负责校内,而我主要是负责校外的关系和学生活动的策划,还有少先队主要是管学生的纪律,校园的卫生这一块,再一个是教务,管教学,还有学前的教务,大家有分工,也会有合作,学校内部的管理的五个人,我们会组成学校中层组织,每周会对学校的事情开会,对学校需要决定的事情共同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风险共担。

教师的聘请

因为学校经历了不同的阶段,05年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是招志愿者,觉得做儿童的教育,首先一定要有足够的教育热诚,才愿意去付出更多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去给到孩子们。 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也会有新的问题,这样招到的青年人居多,青年人太有热情和想法,有的时候他反而会忽略做教育是需要踏踏实实的一个东西,所以稳定性会比较差。 后来我们就又转,转的这个中间过程,去招了一些在老家教过书的相对稳定的一些老师,我们发现这种搭配就很好,一方面有这种有个性的青年人,他愿意去张罗事情,又有相对稳的住的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青年人可以帮老教师做一些学生的组织活动,老教师又能帮着青年人去做一些班级管理的建议,所以有张有弛,就会比较好。
后来我们再招,因为我们的稳定性还挺好,所以每个学期招人的数不会太大,一两个这样。然后我们也跟志愿者约定像一些音乐,体育,美术啊像这样比较难招到比较稳定的老师,以及需要专业化的这种,我们主要是向志愿者来招募,比如说一 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个安排。现在来讲都相对稳定了,有一些早期是半年或一年的志愿者,现在都成为我们的老教师了。

学校是寄宿制的吗?

曾经有一段,因为一些家庭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会跟老师们一起住,后来这些家庭的状况在改变的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应该更多承担他的责任。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上访的一些家庭,也是隔壁村的,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公益学校,但是上访的家庭的小孩没有办法上学,所以的话送过来了。现在的学生基本上是来自皮村以及皮村周边十个社区。

怎么看待教育?

我觉得学以致用非常重要,学以致用会让人更加进取,学生的主动性也高,他的探究性,也就是也会用得很活,其实大人也一样,我们读书的时候不怎么有兴趣的知识,因为你参加工作之后或者你觉得有用了你才会自己再去找,那样就效率很高。我先界定一下传统的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坐在教室里面,念着课本,根据课本来学。
我会觉得其实真的长大之后,需要的积淀在用那块的地方很少,其实记下的知识能被用上很少,反而是一些知识的搜索、你问题的处理和信息的分解综合的一个能力,而这些能力其实是需要在具体的事情的过程中来锻炼的。另外人文方面的素养,其实它会对人、团队的合作,对于社会、事情的认识,对于人的认识这些层面有更好的理解和帮助。我觉得其实对老师是有要求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需要走更多元的一些教育的方式,教育的体验机会,今天我们会觉得对于每 一个孩子他有教育的可能性,就是说不定在哪一次的参与过程中,会点亮他心中想做的一件事情或者一种发展方向。

同心实验学校设有同心互惠商店、有同心女工合作社,它们怎么发展起来的?

同心二手商店,相当于是工友之家的另外一个部门,其实跟同心实验学校是平行的,它的出现是在06年,是在学校建校之后,香港也有这种消费合作社,所以当时孙恒他们去香港学习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平常大学生社团也会捐好的衣服带到建筑工地,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也有管理成本,实际发下去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我们就觉得刚好我们在工人的社区里面,消费合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能把大家连结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社区的共同体,在工友他通过消费也能确实地去改善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讲是可以用的,一方面能负担我们管理的一些捐赠成本,一方面又能够跟我们的工人服务做结合。 因为像皮村,相当于一个大本营的一些复制很难,反而同心互惠这样的互惠商店,它相当于只要是任何一个有工友聚集的社区里面,它就可以用依托他的场地,来举办各种工人的服务活动,是一个可复制的,这也是为什么从06 年一直走到现在,在去年开始做全国的布点战略,因为也相对也摸得比较熟了,因为它确实从只是接受捐赠旧衣服,甚至发展过收废旧的纸盒可乐瓶这些,又重新回到专注于二手衣物捐助。
中间也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样摸索的过程也为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 女工活动,它的出现最早也是没有想到的,那个时候05年,办了学校之后,觉得儿童的教育,家庭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办家庭教育讲座,我们会发现其中有问题,家长有需求,但是我们请来的城市的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来做分享的时候有点水土不服,可能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对对对,是这个样子,但是一周之后给到的群众改善建议,工友们很难坚持下来,因为他相当于挑战的是成人的这种已经形成固化的行为模式。 他就会在反复,因为本来讲座老师是看老师的时间来做公益讲座,可能讲一次后续就很难了。
但是一旦有讲座大家也都很热情,大晚上院子都挤满了。后来刚好有一个三年的项目,关于流动妇女的生活质量健康提升的,在这个项目里面,一方面会做各种讲座,关于儿童的教育,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女性,对自我的认识上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持续参与的骨干女性,妈妈们出现了。 我们就在想,这个事情怎么样让他可持续地做下去,后来我们讨论,刚好那个时候同心互惠这 边有一些衣服,其实到后面不能出售的时候只能成废旧布料,当这种废品垃圾去处理是可惜的。刚好在社区里面,又有很多的妈妈因为照顾孩子也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那是不是可以把它裁成布条啊,做成拖把呀这样的一些转化。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也在想,当有一个经济平台的时候,大家的这种连结性,真的要起到对于一个人的整体影响,还是有更好可续性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一次春游的过程中聊,这个项目大家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想法,这个项目结束完之后,大家是不是也还愿意在一起共同做一些事情,大家就觉得可以。
大家来自家乡,有江西的,他就会做江西的一些瓶子菜,还有像彩霞她们那批的青年人都去广东裁衣服,就在村里面学裁剪,也会做一些缝纫的东西,大家也会织毛线。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的智慧,但就是要单子,所以那个时候朝阳妇联就给了我们第一笔单,给百岁老人织围脖,我们就发动了村子,皮村以及周边村的20多位女性,一起来织了一百套帽子围脖,晾啊,洗啊,晒啊,很热闹,也做拖把,做了很多的尝试,但都属于低端的,大家大概一个季度也就两三百块钱,太少了,所以慢慢地人员在减少。所以我们就得再想它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接单,也通过志愿者来联系朋友,我们就接做娃娃的单,做包的单,就这样子就走到现在。
当然希望同心女工合作社独立出去更好,那目前就是在学校里面反正场地电水是不用操心的,彩霞的工资不高,才1500。但是她两个孩子的读书,我们一方面帮着找助学金,如果没找着的话反正就由同心互惠来承担,这个过程中也有点入不敷出,因为它做出来的东西要卖出来,所以的话对于彩霞来讲也是挑战,她做工很好,但是要让她去做一个义卖,一方面她不太熟悉市场,她比较晕车,第二个的话确实销售的过程她不了解,需要了解到大家对于她的产品她的改变的需求。
精力也被分摊成很多块,所以都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其实你要守住了才会有机会,我一直跟彩霞说,我说其实在做的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形式,只是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筹办这个活动来推动它去发展,我说但是只要它存在,那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来了它就能发展起来。

一路走访下来有个感觉,你们中很多人一路从大学走来,比如从毕业找好工作之类的志向,从这种很私人的状态开始转为大家做事,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为大家做事,但同时自己可能不会符合某些社会方面或者父母的那种期待。

我觉得年代可能不一样,首先大学里面很重要的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聊到的,遇到好的老师去做人生的导师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一定有自己特别希望去改变的事情,像我对农村妇女的改变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过得很辛苦。农村的女性们的生活过得很苦,我希望能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就会去关注,会报名参加这个社团,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当去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有纠结的时候,但是等到最后一刻要做选择的时候,自 己会坚定做出,心里怎么想的就做那个选择就好。
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愿意去为车子房子成为车奴房奴的这种生活吗?其实你自己也不怎么愿意,对吧?所以这就要看自己对于生活的满足或者生活需求的一个定位。社会的期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阶段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家人对于我的选择也是不同意的,甚至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同寝的同学,都觉得我其实都有更好的发展,为什么要去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状态也挺享受的呀,也其实那个时候看中的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当你真正回看的时候,你觉得可能会不一样。就可能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没有那种生活的感觉。